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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当魅力
行遍武当
伍成泉:试论武当道教的初期发展
日期:2014-07-15 01:42点击:3158 次
摘要 汉代为武当道教的滥觞期, 魏晋以后武当山才逐渐成为道学家们荟萃的地方。在武当道教的初期发展过程中, 尹轨是一位关键人物。西晋末年, 中原板荡, 尹轨于惠帝光熙元年( 306) 率领一个数十人的道团南下入武当山。“尹轨道团”是武当道教史上第一个见之载籍且有一定规模的道团, 其意义相当重大。由于尹轨、戴孟和山世远等高道的到来, 使得武当道教于东晋前期一度呈现出兴盛的局面。但是随着动荡时局的不断加剧, 武当山地区始终处于南北交兵的前沿阵地, 各道众只得继续向东南迁移。其时三洞经派兴起, 并逐渐成为道教发展的主流, 武当道教融入以上清经派为代表的三洞经教体系之中成为必然的趋势。而武当山则自这些道徒离开之后, 经历了百余年的沉滞期, 直到隋唐以后才再度兴盛。
关键词 武当山; 道教; 尹轨; 戴孟; 山世远 
武当道教是中国道教的重要支派。至迟到晋宋之际, 武当山已经成为道学家们荟萃的地方。唐代五龙祠等的兴建, 揭开了大规模营建武当山的先河。到宋代, 随着真武信仰的发展, 武当道教开始加速发展, 至明代达到了鼎盛的阶段。学界对于武当道教的研究, 多偏重于后半段; 而对于隋唐以前,则由于资料的关系, 大多语焉不详, 而且真伪参半,多有不足凭信者, 故对于此段历史仍有深入研究的必要。本文拟以汉魏六朝为时间断限, 将尹轨作为切入点, 以尹轨、戴孟、山世远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 对武当道教的初期发展稍加探讨, 以就教于各位方家和同仁。
按照学界一般的观点, 道教形成于汉末, 但是实际上神仙信仰由来已久, 我国史籍上,自先秦至两汉间颇不乏神仙方术之士活动的身影。武当山因其独特的地理环境, 可能较早就有神仙家活动亦未可知, 但由于年代久远, 史料缺乏, 无法确证。有说者谓尹喜曾到该山栖止, 然尹喜之事实不过是后人依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所述老子著书之事附会而成, 题为“刘向撰”的《列仙传》将其事加以推衍, 称其“后与老子俱游,流沙化胡,服苣胜实,莫知其所终。尹喜亦自著书九篇, 号曰《关令子》。然而还没有将他与武当山扯上关系。到南朝刘宋时期的郭仲产撰《南雍州记》, 才将两者联系起来,《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南雍州记》说:“武当山有石门石室, 相承云尹喜所栖之地。宋王象之《舆地纪胜》也说:“《南雍州记》云: 武当山有石室, 相承云是尹喜之室, 有铜床玉案。《图经》及郡县志云,武当有尹喜岩, 即其处。可见其说实起于魏晋之后。
又有戴孟, 其人在梁陶弘景《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四》、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一十引《洞仙传》( 约六朝时的道书) 、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七、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卷八十五、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都有载录。宋王象之《舆地纪胜》引《郡国志》说: “戴将军,汉武帝遣之此山采药, 遂得道不返。”又引北宋晏殊《晏公类要》说:“落帽峰在武当县, 《图经》云: 古老相传, 乃戴将军得道上升, 落帽于此峰, 因名。”此戴将军盖指戴孟, 《真诰》则说他本姓燕名济, 字仲微, 汉明帝末时人。由于养生之人皆隐其名字, 藏其所生之时, 故易姓为戴, 托官于武帝; 北周武帝宇文邕敕纂道书《无上秘要》卷八十三《得地仙道人名品》所述与此略同。《洞仙传》也有类似的说法, 说他是武威人,汉武帝时为殿中将军, 本姓燕名济, 字仲微, 得道后改姓名; 《历世真仙体道通鉴》踵其说。《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引南朝陈马枢《道学传》所载“燕济”条却不见其改姓戴孟之说。总之, 关于戴孟其人其事, 疑点颇多。鄙意以为戴孟实属东晋初期的道教人物, 后文还将进一步申论。
与武当有关的汉代神仙家阴长生可能实有其人。阴长生为马明生( 一作马鸣生) 弟子, 此二人传记最早见于晋葛洪的《神仙传》 , 该书未载他们与武当山有何联系。然而据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所引齐梁间无名氏撰《雍州记》曰: “长生,汉光武阴皇后之族, 邓人, 马明生之弟子也。得师太阳神丹之诀, 同隐武当, 丹成, 驭气飞行, 周游六合, 后至忠州仙都, 白日上升。”《太平御览》卷四十三引《阴君内传》云:“君字长生, 入武当山升仙是也。” 查《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仙人马君阴君内传》一卷”, 据考察, 该书尚保存于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六中, 即《马明生真人传》和《阴真君传(阴真君自叙附)》。《阴真君传( 阴真君自叙附) 》云: 阴长生, 新野人, 汉和帝皇后阴氏之曾祖…….闻有马明生得度世之道, 乃以入诸名山求之, 到南阳太和山中, 得与相见, 执奴仆之役。积二十年后, 明生乃携之入青城山, 授以《太清金液神丹》。于是长生入武当山石室中合丹, 又服半剂, 不即升天, 周行天下, 后入平都山, 白日升天。陈国符《道藏源流续考》之《中国外丹黄白法经诀出世朝代考》曾对《太清金液神丹经》有过专门的考证, 认为该经在西汉末东汉初已经出世, 《道藏》所收三卷本《太清金液神丹经》, 其卷上和卷中至“郑君曰”之前的前半部分保存了汉代原作 , 题曰“太清金液神丹阴君歌”的金液还丹六十三字用韵完全符合汉代用例,至于自“郑君曰、、、、”以后乃后人搀入之文。在此经流传体系中(马明生-阴长生-左慈-郑隐-葛洪) , 阴长生是一个关键人物。综此看来, 阴长生这位后汉神仙家可能实有其人, 由于其籍贯为新野(汉属荆州南阳郡) , 离武当山近在咫尺, 上该山隐居修炼是完全有可能的。故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图志》卷二十一《山南道二·均州》云:“武当山, 一名嵾山, 一名太和山, 在县南八十里, 高二千五百丈,周回五百里。阴长生于此得仙。”
及至汉末, 两大民间道派太平道和五斗米道兴起。虽然我们很难找到这两大道派在武当山活动的直接证据, 但实际上他们应和武当山地区(汉属荆州南阳郡) 都有一定的联系。据史料记载, 张角太平道经过十余年的传教, 组织已经相当庞大, 势力膨胀, 达到了“众徒数十万”, 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八州, 而荆州作为八州之一, 是信仰太平道的重要区域。后来, 张角在此八州基础上设立三十六方, 荆州地区由于信仰太平道的徒众极多, 属其“大方”, 成为发动黄巾起义的“先驱”和中坚力量,“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 期会发于邺”, 但由于叛徒告密, 马元义被捕, 导致这一地区在起义中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然而, 在武当山附近的南阳地区也还有张曼成和赵弘领导的十余万黄巾余部坚持斗争近一年之久。武当毗邻汉中, 而汉中为五斗米道二十八治的下八治“浕口治”所在地; 而且, 五斗米道发展的重要阶段就是张修、张鲁占据汉中的时期, 他们以五斗米道为依托, 在那里建立了政教合一的政权, 前后经营达三十余年, 影响周边地区信众应该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毕竟当时民间道派走的是群众路线, 与神仙道教离群索居者不同, 故这一地区还没有成为关注的中心。
要言之, 汉代武当山地区或已出现马明生、阴长生等神仙家活动的身影, 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沉寂, 不大为人们所关注。
     二
魏晋以后, 道教发展的主流逐渐由民间道教让位于神仙道教。与民间道教不同, 神仙道教以“出世”为主, 其主要目标是追求长生成仙。魏晋以后武当山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渐为追求长生成仙的道流羽客所注目。南朝刘宋郭仲产的《南雍州记》云: “武当山广三四百里, 山高陇峻, 若博山香炉, 苕亭峻极, 干霄出雾, 学道者常百数, 相继不绝。若有于此山学者, 心有隆替, 辄为百兽所逐。”北魏郦道元( ? - 527)《水经注》也说: “沔水又东南径武当县故城东, 又东, 曾水注之。水导源县南武当山, 一曰太和山, 亦曰嵾上山, 山形特秀, 又曰仙室。《荆州图副记》曰: 山形特秀, 异于众岳, 峰首状博山香炉, 亭亭远出, 药食延年者萃焉。晋咸和( 326 -334) 中, 历阳谢允, 舍罗邑宰, 隐遁斯山, 故亦曰谢罗山焉。”二书均言此山“学道者常百数, 相继不绝”、“药食延年者萃焉”, 可见至迟到晋宋之际, 武当山已经成为道学家们荟萃的地方。
道书中武当山或称“太和山”、“南阳太和山”。最早明确记载武当山出现道士隐修的是葛洪的《神仙传》, 其《尹轨传》明确说尹轨“后到南阳太和山升仙去矣”。由于道书中关于尹轨的传说颇多, 而其人对了解武当道教的初期发展关系尤大, 这里不妨对其事迹作一番清理。《神仙传·尹轨传》说: 尹轨者, 字公度, 太原人也。博学五经, 尤明天文理气, 河洛谶纬, 无不精微。晚乃奉道,常服黄精, 日三合, 年数百岁, 而颜色美少。常闻其远祖尹喜, 以周康王昭王之时, 居草楼, 遇老君与说经; 其后周穆王再修楼观, 以待有道之士。公度遂居楼观焉, 自云喜数来与相见,授以道要, 由是能坐在立亡, 变化之事。
今按上文句读, “公度遂居楼观焉”之“公度”前当点断, 尹轨居楼观显非周穆王之时, 此言“喜数来与相见、授以道要”, 系指人- 神对接。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引《神仙传》说尹轨是文始先生(即尹喜) 的弟子, 盖亦指此而言。道书中关于尹轨的生活年代及其与尹喜的关系言多夸诞, 如宋张君房《云笈七签》卷一百四《太和真人传》称尹轨是文始先生的从弟(按尹喜为周康王时人);《太平御览》卷六百六十六《道部八·道士》引《太霄经》则说: “周穆王因尹轨真人制楼观, 遂召幽t t之人, 置为道士。”意谓其为穆王时人。相比之下, 《神仙传》说尹喜为尹轨远祖还算近实。不过,尹喜成道之说本属虚诞, 这里再附会以“数来与相见, 授(公度) 以道要”, 实不足凭信。
《神仙传·尹轨传》接着又说: 晋永康元年( 300 年) 十二月, 道洛阳城西一家求寄宿, 主人以祭蜡不欲令宿, 良久, 公度语其姓名, 主人乃开门迎公度, 与前设酒食, 又以数斛谷与公度所乘青骡, 公度竟不饮啖, 骡亦不食谷。明旦去, 谓主人曰: “君是不急难人耳, 先虽不欲受我宿, 后更有勤意吾及骡, 虽不食君所设, 意望相酬耳。今赐君神药一丸, 带以随身, 明年当有兵, 死者满地, 此药可以全君体命。”明年洛中果有赵王伦之乱, 死者数万,举家有从军者皆不还, 在家又为劫杀至尽, 惟余得药一人耳。
据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八《尹轨传》言: “晋惠帝永兴二年( 305) , 建通天之冠, 佩摄神之策, 服绛章之裙, 披黄文之帔, 从东来止于尹真人之观, 时道士梁谌叩头愿陈所习”云云。又该书卷三十《梁谌传》亦云: “晋惠帝永兴二年乙丑五月五日, 老君命真人尹轨降于楼观, ( 梁谌) 乃尽弟子礼事之。”综此看来, 尹轨实为晋代道士。北周武帝敕纂的道书《无上秘要》卷八十四《得太清道人名品》云: “尹轨, 字公度, 晋时人, 善煮石。”可谓得其实也。他原栖止于陕西终南山楼观台, 后到武当山修炼。
《道藏》中收有《汉武帝外传》,据余嘉锡先生考证, 可能出自葛洪之手。近有学者认为它或是早期上清经派的产物, 总之其成书当在晋宋之际。该书之“尹先生”条记载尹轨事云: 尹先生, 讳轨, 字公度, 太原人也。以晋元熙元年入南阳太和山中, 以诸要事授其弟子河内山世远。
据此, 尹轨是晋元熙元年( 419) 到武当山, 此时距其“止楼观”的晋惠帝永兴二年( 305) 已有110 余年, 似不应如此高寿, 不实。不过总的说来, 尹轨为晋代道士且曾到武当传道, 应该说还是比较可信的。
尹轨在武当的授法弟子为山世远, 戴孟曾与之交游, 陶弘景《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四》的“戴孟”条对其有所涉及, 说戴孟受法于清灵真人裴冀州,能日行七百里, 昔居武当, 有山世远等往来与之游。此人即谢允之师也。今按戴孟之弟子谢允, 即《水经注》所载“舍罗邑宰隐遁斯山”者。上引《真诰》文之陶注说: 谢允, 字道通, 历阳人。……咸康中至襄阳, 入武当山, 见戴孟, 孟即先来狱中者, 因是受道。又出仕作历阳、新丰、西道三县, 所在多神验, 年七十余犹不老, 后乃告终也。
晋人戴祚所撰《甄异传》亦载有谢允事, 说其年十五, 为苏峻贼军王免所掠, 卖属东阳蒋凤家, 后遇戴孟而入武当山修道。按苏峻之乱发生在东晋成帝咸和二三年( 327- 328) , 与郦道元《水经注》所载谢允“晋咸和( 326 -334) 中隐遁斯山”、《真诰》所载“咸康中( 335- 342) 至襄阳, 入武当山, 见戴孟”事相合, 元刘道明《武当福地总真集》称其于“晋太康( 280 )-289) 中, 表辞官入道, 西上武当”,妄也。
今按尹轨在武当山的受法弟子山世远既与戴孟交游, 尹轨自然应为戴孟前辈, 而戴孟之弟子谢允于东晋成帝咸和至咸康之间( 326- 342) 方始入道, 从尹轨来武当山至谢允入道, 其间相距应有约三四十年的时间, 故《汉武帝外传》所说尹轨“以晋元熙元年( 419) 入南阳太和山中, 以诸要事授其弟子河内山世远”云云, 肯定有误。以三四十年时间推算, 我们认为“元熙”或即是晋惠帝年号“光熙”之误, 盖“元”、“光”二字形近也。此文草完之后, 笔者近日翻检《太平御览》, 竟于其中发现了一条《神仙传》的引文, 其卷八百一十二《珍宝部十一·锡》引《神仙传》述尹轨点锡成金事, 其最后一句正是:“近光熙元年闻公度到南阳太和山中。”尹轨来武当的时间至此可以定案了。
盖尹轨本于晋惠帝永兴二年( 305) 止楼观, 但此时“八王之乱”已经进行到白热化阶段, 关中地区成为当时主要战场。而且, 匈奴贵族也在蠢蠢欲动, 永兴元年( 304) , 刘渊在左国城(今山西离石) 起兵, 逐步控制并州部分地区, 自称汉王。光熙元年( 306) , 晋惠帝死, 司马炽嗣位, 是为怀帝, 改元永嘉, 刘渊遣石勒等大举南侵, 屡破晋军, 势力日益强大。整个北方大乱, 地处关中的终南山楼观台亦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尹轨不得不于是年离开该地, 来到距此不算太远的“南阳太和山”。
不过, 尹轨入武当山可能并非完全为了避乱,可能还另有目的。约成书于南北朝时期的道书《神仙服饵丹石行药法》,亦载有尹轨事: 北方得石仙者少, 何故耶? 煮石者得地榆、五茄二物, 北方所不生也。不生则难得, 难得则石不可食。是故北方少石仙也。尹公度闻孟绰子、董士周共相与言曰: “宁得一把五茄, 不用金玉一车; 宁得一斤地榆, 不用明月宝珠。”按此二人是服石得仙也。常患二物不可得, 故言不用金玉与明珠矣。公度闻其语, 意中密悟, 乃请问用此物之故, 首问不已, 久许时乃告之煮石方也……公度乃慨然,与同学者及弟子家中数十人, 专索市此药, 并煮石而食之,皆得仙道。晚共相将入南阳太和山中, 多好石子故也。
尹轨颇事服饵, 《神仙传》称其“常服黄精, 日三合”, 今据此文看来, 尹轨所饵之物非仅黄精而已,还有石子。道徒饵石颇有讲究, 一是所饵之石是特定的, 据葛洪所说, 包括太乙禹余粮、石中黄子、石桂、石英、石脑、石硫磺、石等 ; 二是饵石非拿来即食, 须得地榆、五茄二物与之烹煮方可服食。尹轨从孟绰子等处获煮石之方, 故道书中说他善煮石。当然, 要满足上述两个条件亦非易事, 故尹轨南来武当山非仅避乱, 亦为煮石服饵之故也。武当山“ 多好石子”, 我们从《金石簿九五数诀》亦可得到证明。这部约唐初人所撰道书提到, 武当山出产一种叫“石榴丹”服饵佳品: “石榴丹, 出太和山, 形如石榴, 外带赤色, 腹内有子, 如石榴子。自古相传云许由服之得仙, 亦未知其的实。于此道中, 深为秘要。”还有一种“紫石英”: “出太和山, 形如摴蒲头, 光明彻透, 色里轻明者为上。陈州界亦有, 于此道中, 亦为大要。表里紫莹, 则为上好。”另外, 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也提到武当山出产一种叫“千年艾”植物亦为道流所喜爱:“千年艾”, 出武当太和山中, 小茎高尺许, 其根如蓬蒿。其叶长寸余, 无尖桠, 面青背白。秋开黄花, 如野菊而小, 结实如青珠丹颗之状。三伏日采叶暴干。叶不似艾而作艾香,搓之即碎, 不似艾叶成茸也。羽流以充方物。”可见, 武当山作为道教名山自有其得天独厚的条件,这正是该山自魏晋以来“学道者常百数相继不绝”、尹轨之类“药食延年者萃焉”的重要原因。
上引文中, 从“与同学者及弟子家中数十人”、“晚共相将入南阳太和山中”等措辞可以看出, 尹轨入武当山并非孤身一人, 而是数十人同行。数十人, 规模亦不算小, 他们从北方迁移过来, 将其称之为“尹轨道团”亦不为过。对于这个道团的具体细节, 我们并没有掌握太多的资料, 也许《云笈七签》卷四的《道教相承次第录》这则材料能给我们一些认识: 该书载录了“太上老君传授云台正治官图治山灶鼎等”的四十一代相承次第, 其第三十代即为
尹轨, “轨授十九人, 惟一人系代, 女仙李元一”; 第三十二代为女仙李元一, “元一授四十人, 无人可传, 治法代绝。”由于尹轨活动的区域并不仅限于武当山( 实际上他也是楼观道所崇奉的一代尊师) ,故我们不敢肯定这些传人都和武当道教有关; 然而由于南下的“尹轨道团”规模达数十人, 并且其成员均为尹轨原来的同道、弟子及其家属, 故应该还是有些关系的。此言女仙李元一为尹轨之系代弟子,但李元一在道流中影响似乎并不大, 倒是其另一名弟子山世远在道书中常被称引, 对于这个山世远,后文还将涉及。
研究两晋时期的武当道教史, 尹轨确实是一位关键人物, 道书中有关他的资料特别多。通过对其相关事迹进行清釐, 剔除其神化之迹, 我们了解到,尹轨原本栖止于楼观, 晋惠帝光熙元年( 306) 率领一个数十人的道团南下武当山, 可能为了避乱, 也有煮石服饵的目的。在武当道教史上, “尹轨道团”是第一个见之载籍且有一定规模的道团, 其意义无疑是重大的。
    
 戴孟是继尹轨之后武当道教的又一高道。前已提及, 道书中所涉戴孟其人其事, 疑点颇多, 这里不得不对其事迹先作一番梳理。其人不见于葛洪的《神仙传》, 《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四》之“戴孟”条对他有专门的介绍, 与此相关的另一则材料是晋人戴祚所撰《甄异传》, 该书说: 历阳谢允,,尝行山中, 见虎槛中狗, 窃念狗饿, 以饭饲之, 入槛, 方见虎攀木仰看。允谓虎曰: “此槛本为汝施, 而我几死其中, 汝不杀我, 我放汝。”乃开槛出虎。贼平之后, 允诣县别良善, 乌程令张球不为申理, 桎梏栲楚。允梦见人曰: “此中易入难出, 汝有慈心, 当拯救。”回见一少年, 通身黄衣, 遥在栅外, 时进狱中, 与允言语。狱吏知是异人, 由此不敢枉允,蒙理还都, 西上武当山。太尉庾公闻而愍之,给其粮资。随到襄阳, 见道士说: “吾师戴先生孟盛子, 非世间人也。敕若有西上欲见我者,可将来, 得无是君?”允因随去, 入武当山, 斋戒三日, 进见先生, 乃是昔日所梦人也。问允复见黄童不? 因赐以神药三丸, 服之便不饥渴,无所思欲。先生亦无常处, 时有神云紫气荫其上, 或闻芳香之气, 彻于山谷。
 两相比较, 此段文字与前引陶弘景注文仅在细节上稍有不同, 譬如, 此言谢允在狱, 梦见戴孟, 并有黄衣少年出入狱中, 故而得免; 而陶注则云戴孟亲授其符, 又有黄衣书“子去来”, 于是得免。比较起来, 陶注所说似更为平实, 不过二者仍大体接近。要之, 如前所述, 戴孟为东晋道士, 曾于东晋成帝咸和二三年( 327- 328) 至咸康( 335- 342) 间引谢允入道, 故《真诰》卷十四所云“汉明帝末时人”殊为不实。不仅如此, 所谓“受法于清灵真人裴冀州”之说也是站不住脚的。其文曰: 武当山道士戴孟者乃姓燕名济, 字仲微,汉明帝末时人也。夫为养生者皆隐其名字, 藏其所生之时, 故易姓为戴, 托官于武帝耳。而此人少好道德, 不仕于世矣。少孤养母, 母丧行服葬, 服阕即入华阳山, 服术食大黄及黄精,种云母、雄黄、丹砂、芝草。受法于清灵真人,即裴冀州之弟子也, 得不死之道。裴真人授其《玉珮金铛经》并石精金光符, 遂能轻身健行,周旋名山, 日行七百里, 多所经涉, 犹未得成仙人也。仙人郭子华、张季连、赵叔达, 晚又有山世远者, 此诸人往来与之游焉。昔居武当, 今来大霍, 欲从司命君受书, 故未许焉。( 陶注:山( 世远) 已得为太和真人, 则应居在南阳太和山矣。余三人不见别类出也。) 戴公拍腹有十数卷书, 是《太微黄书》耳。此人即谢允之师也。( 陶注: 按金相传《太微黄书》第八篇有目录云: “凡有八卷, 惟此一卷出世。”今戴公乃有十许篇, 亦为不同。“拍腹”之义, 谓恒以系腰也。其外传事亦同此)
按清灵真人裴冀州即裴玄仁, 此人即东晋神仙道教新兴上清经派所依托的一位仙真。最早一批上清经乃杨羲、许谧等于东晋哀帝兴宁年间( 363-365) 假托紫阳真人周君(义山) 、清虚真人王君(褒) 、清灵真人裴君(玄仁) 、紫虚元君南岳魏夫人(华存) 等上真降笔造构而成。据陈国符先生考证, 这组古上清经经目被南北朝末至隋唐之际成书的《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戒营始》卷五《上清大洞真经目》收录, 称“此三十四卷玉清紫清太清大洞经限是王君(即清虚真人王褒) 授南真(即南岳魏夫人魏华存)”, 至今仍保存在明《道藏》中。今检点该经目, 像前文所述裴真人授其之《玉珮金铛经》(即《上清玉珮金铛太极金书》) 并石精金光符( 即《上清石精金光藏景録形》) 均在其中。但第一批上清经问世上距谢允入道尚有30年之隔, 作为谢允之师的戴孟应不及见, 所谓“戴孟受法于清灵真人裴冀州”之说应属伪托。
另外, 其所谓“戴公拍腹有十数卷书, 是《太微黄书》耳”也很成问题。关于该书, 这里试引述一段考证性文字: “王卡先生考证认为, 天师道的《黄书》”, 为南北朝时期天师道徒根据东汉五斗米道传习的资料加以增删而成的道书, 是原八卷《黄书》的残存部分。朱越利先生亦推论《黄书》源于4世纪的《黄赤经》, 在东晋元熙二年至梁天监十七年间( 420- 518) 改名为《黄书》。朱先生推测今存《洞真太微黄书天帝君石景金阳素经》为原《黄书》第七卷, 而今存《洞真黄书》为原《黄书》第八卷。今存《上清黄书过度仪》与上书同源于《黄赤经》。此后朱先生发表的《黄书考》中, 进一步指出《黄书》应当包括四部, 一是《洞真太微黄书九天八箓真文》, 二是《洞真太微黄书天帝君石景金阳素经》, 三是《洞真黄书》, 四是《上清黄书过度仪》。小林正美则根据《上清黄书过度仪》中涉及道的神名、职名以及方法, 认为它应当成立于刘宋中期以后。”故作为活动于东晋前期的戴孟是不大可能持有该书的, 而且还是“十数卷”之多, 就连陶弘景本人都提出怀疑: “按金相传《太微黄书》第八篇有目录云: ‘凡有八卷, 惟此一卷出世。’今戴公乃有十许篇, 亦为不同。”
《真诰》一书是南朝宋齐之际道教学者顾欢搜采杨羲、许谧手书遗迹纂成《真迹》, 陶弘景再在《真迹》基础上重新整理而成, 陈国符先生考证认为:“《真诰》卷一至十八确为晋人撰述, 其注则陶弘景所增。”现在看来亦未必。所谓“戴孟受法于清灵真人裴冀州”之说, 可能是杨、许假托戴孟以张大其辞, 亦有可能是杨、许之后的道徒增饰而成, 陶弘景似已把自己撇清, 《真诰》本是在顾欢5真迹6基础上整理而成, 从《太微黄书》这件事来看, 顾欢在记述戴孟事迹时应该是有所增益的。总而言之, 《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四》所载戴孟事是不足凭信的。
又按南朝陈马枢《道学传》亦载有燕济事: 燕济, 字仲微, 汉明帝末时人。少好道德,不仕于世矣。初入华阴山, 服术及大黄精, 种云母、雄黄、丹砂、芝草也。周游名山, 后居武当山。寝息无常所, 或困积石, 或倚大树。四时衣服不变, 恒散发, 亦有练巾。
此段文字比较平实, 所反映的正是新兴三洞经法产生之前魏晋神仙道教的状况, 与戴孟所处时代颇相契合, 是可信的。再细细审视它, 可以发现其实际上就是《真诰》卷十四《稽神枢第四》所载“戴孟(燕济) ”条之前半部分。马枢的《道学传》成书较《真诰》要晚, 在记载这件事上, 二者或许有一个共同的来源。总之, 《真诰》所载应该就是在此基础上增饰而成, 而所增饰的正是戴孟与上清经法的关系。
《真诰》为何如此? 我们联系到该文所说: “仙人郭子华、张季连、赵叔达, 晚又有山世远者, 此诸人往来与之游焉, 昔居武当, 今来大霍, 欲从司命君受书, 故未许焉。”郭子华、张季连、赵叔达诸人既然名之为“仙人”, 那可能是已经修真证果、有一定影响的高道了。至于山世远, 这位尹轨的高弟, 那更是一位名道, 被尊为“太和真人”。可见, 至迟到东晋中期, 武当神仙道教名家辈出, 在当时道教界尤其是南方道教界中应已产生了较大影响。故新兴三洞经法尤其是上清经派试图将其整合起来、纳入到它的经教体系之中, 才有所谓“戴孟受法于清灵真人裴冀州”、山世远等“昔居武当, 今来大霍,欲从司命君受书, 故未许焉”之说。
 四
对于山世远等“昔居武当, 今来大霍, 欲从司命君受书, 故未许焉”之说, 还可进一步讨论。这不仅涉及到武当道教教法的发展问题, 而且还跟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密切的关系。
汉代阴长生从其师马明生处获《太清金液神丹方》, 活动于武当地区, 从事金丹修炼, 以致冲举。《云笈七签》卷四的《道教相承次第录》载云台正治四十一代相承次第, 将阴长生列为第十一代 “长生授八人, 惟二人系代, 张景霄、王万缙。”然察其第十代, 却是栾巴而非马明生, 或另有玄机。阴长生之丹道应有传承, 这是没有疑问的, 张景霄、王万缙之流已不可考, 故暂置不论。
迄至晋代, 尹轨以“善煮石”而著称, “尹轨道团”入武当山即为煮石服饵之故。他们是否也从事金丹修炼呢? 前引《汉武帝外传》之“东郭延”条载,“ (东郭延) 临去, 先以《神丹方》、《五帝灵飞秘要》传尹先生”, 紧接其下的“尹先生”条云“尹先生, 讳轨, 字公度”将东郭延所传《神丹方》的“尹先生”指实为尹轨。但这实不足为据。经查证, 葛洪
《神仙传》有《东郭延传》, 与《汉武帝外传》所载“东郭延”条完全相同, 一字不易, 可见后者是完全照搬了前者; 但《神仙传·尹轨传》则直接称“尹轨者, 字公度, 太原人也”, 并没有称“尹先生”, 可见《神仙传·东郭延传》中所说的“尹先生”未必就是尹轨。况且, 该传明确说东郭延仙去时间是建安二十一年( 216) , 下距晋惠帝光熙元年( 306) “尹轨道团”入武当山有近百年的时间, 故尹轨和东郭延不可能存在直接的渊源关系, 因而尹也不可能从东郭处获授《神丹方》, “尹轨道团”极有可能并不从事于金丹修炼。
尹轨的弟子山世远在修持上又有新的发展。这个山世远, 前面已多次提及, 前引《汉武帝外传》说尹轨入武当山“以诸要事授其弟子河内山世远”,可知其为河内人。陶弘景的《真灵位业图》将山世远列于第四左位, 与他处于同一位次的还有张道陵、马明生等, 其地位可谓不低。《真诰》更是多次提到他, 如卷十二《稽神枢第二》: “学道当如山世远, 去人事如清虚真人, 步深幽当如周紫阳, 何有不得道邪?”(陶注: “世远传未出, 其舍家寻学事在谶书, 即尹公度弟子, 已得为太和山真人”) 看来山世远笃志向道堪称楷模。《无上秘要》卷八四《得太清道人名品》说: “山世远, 晋人, 传说谶记者, 太和真人”。所谓“传说谶记者”盖即指其“舍家寻学事在谶书”而言。
值得注意的是, 《真诰》卷九《协昌期第一》说:“山世远受孟先生法, 暮卧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眠, 使人魂魄自制炼。尝行此二十一年, 亦仙矣。是为合万过, 夕得三四过乃佳。”此处“孟先生”前似脱一“戴”字, 元赵道一《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七“山世远”条征引此条即说: “山世远授(受) 戴孟先生法”,似戴孟亦奉持《黄庭内景经》, 后传山世远。然而这是错的。查《真诰》卷十五《阐幽微第一》亦云: “山世远受孟先生法, 暮卧先读《黄庭内景经》一过乃瞑, 使人魂魄自制练(炼) , 但行此道二十一年亦仙矣, 是为合万过也, 1夕2得三四过乃佳北岳蒋夫人云: 读此经亦使人无病, 是不死之道也。”( 陶注: “此四条并是可承用事, 已别抄在第三篇中。孟先生即应是京兆孟君, 及属用郑承者。”)据陶注, 此“孟先生”显非戴孟, 而是京兆孟君, 此人在道书中多有记载, 如: 《真诰》卷十三《稽神枢第三》说保命丞有四, “一人是孟君入室弟子郑雉正者, 孟君所属用。”(陶注: “孟君, 京兆人, 或呼为孟先生, 不知何名位。”) 并言郑雉正主考注。查《真灵位业图》六左位“仙散位”有孟君(原注: 京兆人也) 第六右位有“郑稚政”(原注: 主考注) , “郑稚政”应即是“郑雉正”。《云笈七签》卷十二《三洞经教部·推诵黄庭内景经法》载: “紫微真人曰: 昔孟先生诵《黄庭》, 修此道八年, 黄庭真人降之, 此妙之极也。《黄庭》诀尽于此矣。形中之神亦可从朝至暮恒念勿忘, 不必待诵《庭经》矣。可见, 此京兆孟君确实奉持《黄庭经》。前已述及, 山世远笃志向道堪称楷模, 学无常师, 并不专主一法, 显然在尹轨之后他又拜京兆孟君为师, 获授《黄庭经》了。
《黄庭经》是道教上清派的重要经典, 也被内丹家奉为内丹修炼的主要经典, 现传《黄庭经》有《黄庭内景玉经》、《黄庭外景玉经》、《黄庭中景玉经》三种。据王明先生考证, 魏晋之际, 《黄庭经》似已有秘藏草本, 大约在晋武帝太康九年( 288) , 女道士魏华存得到这个《黄庭经》草本并加以注述; 或有道士口授, 华存笔录而写成定本《黄帝内景经》。晋成帝咸和九年( 334) , 魏华存去世, 《黄庭外景经》约在这前后问世, 它是在《内景经》的基础上撰写而成的,作者不详。嗣《黄庭外景经》问世, 于是有《黄庭内景经》之名, 从而更有中景经等书。《真诰》记述《黄庭内景经》, 多云黄庭而已。《黄庭外景经》问世后, 《庭内景经》之名始渐确立, 故葛洪《抱朴子·遐览篇》中仅载录《黄庭经》而已, 即《黄庭内景经》也。自魏华存于太康九年( 288) 写成该经定本, 至戴孟弟子谢允入道( 326- 342 年间) , 其间有约40年以上的时间, 作为戴孟晚年交游者之一的山世远奉持《黄庭内景经》是完全有可能的, 当时应只是名《黄庭经》, 言《黄庭内景经》者乃《真诰》作者杨羲、许谧、顾欢甚或陶弘景等欲有所别于此时已流传的《外景经》而已。
《黄庭经》的修持与煮石服饵以及此前的金液还丹之道都不同,《黄庭经》颇重诵习, 最重呼吸胎食, 固精炼气, 可以说偏向于内丹, 至于金液还丹之道, 则属外丹学说。山世远奉持该经, 说明其修持方法已与尹轨等不同, 至少证明其后期教法已经增添了一些新的元素。我们知道,《黄庭经》为上清经派的重要经典, 而武当道的山世远奉持该经, 表明他与新兴上清经派间确实存在着某些渊源关系,故新兴上清经派试图将其整合起来、纳入到统一的经教体系之中, 应该说还是比较合理的。晋宋时期, 在佛教的外在压力和道教内部的自身要求下,道教界掀起了一股改革的浪潮, 新兴神仙道教三洞经派洞真上清、洞玄灵宝和洞神三皇等逐渐成为了道教发展的主流, 武当道教融入以上清经派为代表的三洞经教体系之中也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不过武当道教的这种变化还与当时的政治环境密切相关, 这里再稍作展开。前面所述, 为东晋中期以前武当道教的基本情况。自东晋中期以后,直至整个南北朝时期, 关于武当道教的资料不多,遍搜诸书, 仅得三条:
 (1) 《太平御览》卷九百八十一《香部一》引《世说新语》曰: “桓车骑(桓冲, 328~ 384 年, 按桓冲授车骑将军在东晋孝武帝宁康三年即375) 时有陈庄者入武当山学道, 所居恒有白烟香气闻彻”
(2) 南宋王象之《舆地纪胜》载: “ 刘虬, 字灵预。宋泰始中( 465- 471) 为晋王记室, 解官辟谷, 隐武当山, 今刘爽岩是也。” (《武当福地总真集》卷下云“今隐士岩是也”)
(3) 梁沈约《宋书》载: “刘亮在梁州, 忽服食修道, 欲致长生。迎武当山道士孙道胤(《南史》卷十七作“孙怀道”) , 令合仙药。至益州, 泰豫元年( 472) 药始成, 而未出火毒。孙不听亮服, 亮苦欲服, 平旦开城门取井华水服, 至食鼓后, 心动如刺,中间便绝。后人逢见, 乘白马, 将数十人, 出关西行, 共语分明, 此乃道家所谓尸解者也。”
自泰豫元年( 472) 之后百余年间, 再也找不到有关武当道教的任何资料。这是何故? 推其缘由,盖自西晋之末中原板荡, 北方士族纷纷南迁, 若尹轨、戴孟( 即燕济, 传记说他原在华阴山修道) 、山世远等道徒也相继南下, 最初他们栖止于武当山, 从而促成了东晋前期武当道教的一度兴盛。但是随着动荡时局的不断加剧, 他们发现“河清不可俟”,他们所栖止的武当山反倒成了激流漩涡的中心。翻看历史地图可以发现, 在东晋乃至整个南北朝时期武当山地区始终处于南北边境交界之地, 是双方交兵的前沿阵地, 军旅亟往, 战事频仍, 实在不是一个清修的好去处, 因此只能继续向东南迁移。《云笈七签》卷二十七引唐司马承祯《天地宫府图(并序) 》载七十二福地:“第一地肺山, 在江宁府句容县界, 昔陶隐居幽栖之处, 真人谢允治之。”谢允之治所竟在句容地肺山! 而查《太平御览》 卷九百三十六, 其《鳞介部八·鲤鱼》引晋陶潜《续捜神记》卷二曰: “谢允从武当山还, 在桓宣武座。言及左元放为曹公置鲈鱼, 允便云:‘此可得耳。’求大瓮盛水,朱书符投水中, 俄有二鲤皷鬐在水中。”又前引《真诰》说谢允受道后, “ 又出仕作历阳、新丰、西道三县, 所在多神验, 年七十余犹不老, 后乃告终也。” 撇开其神异不说, 谢允后来离开武当回到了东南应属实情。而前引《真诰》说:“仙人郭子华、张季连、赵叔达, 晚又有山世远者, 此诸人往来与之(指戴孟) 游焉。昔居武当, 今来大霍, 欲从司命君受书。”证明此诸人后来都离开了武当, 到了霍山。陶弘景《真灵位业图》之第六右位“地仙散位”有赵叔逵(达) 、郭子华、张季连三人, 其原注说:“三人在霍山。”亦可作为佐证。此诸人到了东南, 其时三洞经派刚刚兴起, 他们融入于其中也就变得极为自然了。而武当山则自这些道徒离开之后, 虽然晋宋之际仍可见有刘虬、孙道胤等个别人曾一度于此隐修, 然结果大约也是相继离去, 其后直至隋代,在武当道教的发展史上竟然留下了一个百余年间的间歇期, 此实乃时势动荡使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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